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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 超:那些往昔的日子——忆何兆武先生

作者:admin 文章来源: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:2022-01-25 点击数:

  初读何先生的文字时,我还蛰居在南国一隅的中学校园。而初识何先生时,已是在许多年后的清华园。那时我正在读博士。一个秋日的下午,在文北楼三楼的那个会议室,我有幸听到了先生关于史学理论的讲座。只是,那次并没有个别的交流。

  机会很偶然地来了。不久,同仁们在系里支持下开始筹办学术集刊《清华史苑》,需要请一批资深前辈题字,其中第一位就是何先生。大家考虑过我以前做过不少名家访谈,就一致推我去向何老请赐墨宝。我不便多加推辞,就通过电话与何先生联系。在清华园西南角那灰色的楼群里,我终于找到了先生的居所。初次见面,先生很爽快地就为我们题了字,还顺便问了我一些问题,比如我的研究,以及清华学子的学习生活情况等。

  不久后,我再次去拜访何先生请教问题。那次主要是谈西南联大。先生根据亲历和见闻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。此次聊了一个多小时。在我告辞时,先生很高兴地说:以后有时间就过来坐坐吧。欢迎你!——最后那三个字说得很有力。我听出来了,先生说的不是客气话。何兆武与本文作者刘超

  此后,我就常去看望何先生,听老先生讲故事、谈学术。我敲门时,一般是阿姨来开门。进去时,总是见先生对坐于窗前,埋首阅读书报或写东西。听到我的声音,先生慢慢回过身,一边微笑着招呼我,一边慢慢摘下眼镜,然后聊起来。先生经常问及我的研究,还问我的博士论文选题。我说是在研究西南联大和老清华。先生很高兴,说:很好,我也许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材料。先生还不止一次说:什么时候论文写出来了,也让我看一下。

  毕业后,我留在清华。先生很高兴。我依然可以不时地去看望先生,向先生请教,听先生谈历史、讲掌故。因研究领域的差异、更因本人驽钝,我对先生的许多高论难窥堂奥,但从中仍能受益匪浅,亦良有以也。就这样,我时常向先生请教,度过了十几年时光。——今我来思,那真是黄金般的日子……

  先生爱书。但凡有新印的书,先生总爱送我一册,其中就有《上学记》《论优美感和崇高感》等。每次,先生从书桌上把书取来后,都要戴上眼镜,郑重地在扉页上题赠“刘超同志存正”。落款是先生的名。

  最初一些年,我去先生家时,常能见到先生伏案工作,似在写作。我便问先生,您最近是不是又有新作?先生总是笑道:年纪大了,写不动了。不过,回头见面时,先生好几次把一沓手稿交给我:这个帮我誊一下吧。我知道,先生所谓“誊”,就是录入电脑再打印出来。由此,我先后协助先生整理了一些文稿。其中,我经手“誊写”的稿子,就有《关于诺贝尔奖情结》《怀念王景鹤学长》等文,后来大都成为传颂甚广的作品。

  何先生阅历极丰,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史稔熟于心;先生本人亦从历史中一路走来,行至今日。无疑,先生原就是这漫长的百年中国史极好的亲历者、见证者。关于自己走过的道路,先生所谈甚少。何先生知人论世,总是抱着“了解之同情”,从无苛评。先生的授业恩师吴宓教授,无论是在北平时期,还是在昆明时期,都曾是舆论关注的焦点,在校内、学界或坊间,皆不乏议论。对此,先生当不会毫无所知,但在多年的闲聊中,先生从未道及。事实上,先生虽然常常谈掌故,但从不臧否人物,总是以温情和善意去看待人和事。君子仁者之风,一至于此。何兆武

  在忆旧谈往时,何先生常提到同乡好友李泽厚,并对几十年来相互之间的许多交往依旧历历在目。有几次,先生还谈到何高济先生,说何高济外文极好,后来一直旅居南美,一去不返,再未返国。言间似有惋惜之意。先生还常谈到王浩,认为王浩是具有国际水平的学者,是那一代学友中极少数取得卓越学术成就的人物之一。先生告诉我,自己调入历史所后一直做助理研究员,未能晋升,长达近三十年。而王浩每次从美国写信来,总要在信封上明明白白地写着:“何兆武教授(启)”。到八十年代,恢复评职称了,单位就没有让先生做副研究员,而是直接升任研究员。1993年,已从清华离休的何先生在德国任客座教授。时值王浩偕夫人回德国探亲。他们相约在柏林相会,并一起旅行了足足一周。游海德堡时,何先生告诉王浩,对面山坡上有条著名的“哲学家之路”,当年黑格尔等哲学巨擘都在那儿散步。王浩便独自踏上哲学家之路。回来后,只说:“From nothing to nothing(一无所获)。”王浩是先生一生挚友。先生一方面敬佩王浩在事业上的辉煌,一方面也惋惜王浩在生活中的不幸。有好几年,王浩常从欧美打电话过来聊天。先生就说:“越洋电话你就不要再经常打了,这么贵,费钱!”没想到王浩一听,哈哈大笑道:“不贵,一点也不贵,一分钟才几分钱!”何先生提及此事,还说:“没想到他那边打电线月的一日下午,我去看望先生并陪先生散步。我们一起往照澜院超市走。接近超市时,一位老者健步走来,笑呵呵地与何先生打招呼,紧紧握手,欢快地聊天,聊了一会儿,又飘然远去。何先生看着那背影,问我:“认识吗?”我说不认识。何先生笑道:“他就是赵宝煦呀!”我闻赵先生大名久矣,但绝未想到会在此邂逅,更不曾想会以此方式相见。

  次月,联大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主楼举行。我亦前去参加。我与赵宝煦先生、闻黎明先生等几位前辈一路同行,路上,还有幸见到了宗璞、闻山等联大前辈。何先生也应邀出席,会上见到了许多老朋友。先生如同过节般,欣悦逾常。翌夏,我去看望先生时,先生知我在北大学日语,就顺手给了我一册《殖民地文化研究》。“这是赵宝煦的。日本学者送给他的。他不懂日文,以为我懂,就送给我。可我也不懂。你要是能读,送给你最好了!”于是,一册日方学者的书,竟几经辗转来到我手中,实在是巧。其实,我那时的日文素养可怜得很,但先生的这份心意,我是诚心领受了。

  是年底,我应邀到昆明参加西南联大成立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,晤见了许多名家和前辈,其中不乏当年联大的老学长。回清华后,我把情况向何先生报告。先生很关切地问起许多老朋友的情况。在聊起联大岁月时,先生常说,那时联大的条件极为艰难,总是饥寒交迫、战乱频仍;但大家总是对未来充满憧憬、很有盼头,深信将有美好的未来在迎候大家。正是因着这种希望,大家都刻苦努力,争取学有所成,以便日后服务社会。《上学记》

  何先生在学术上成就卓著,蜚声海内外,后来更是因《上学记》而极享盛誉。在纸质图书销行寥落的数字时代,此书于十年内印行二三十次,堪称现象级长销书。然而,先生对此并未在意。每次回顾学术生涯,何先生总忍不住说:“我们是报废的一代,我们下一辈也是报废的一代,在学术上不可能做出太多成绩。学术发展主要看这更年轻的一代。”“学术还是要靠年轻人。年纪大了,就没力气。”先生道。这乃是先生一贯以来的看法。与许多学者一样,先生在生命中最好的时光,始终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;等可以放手做事时,先生已年近花甲。那极具学术创造力的年华早已大半被耗散于运动及农活之中。——个中心境,又岂是言语所能道其万一?忆及过往那些布满荆棘的曲折岁月,先生常常无言以表,只能一声轻叹。而在这声轻叹中,万千日子的前尘旧影依稀如梦,贴着静而深的岁月长河幽然浮动。

  尽管如此,先生还是克服重重困难,做出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工作。在那动荡频仍的岁月中,先生躲进小楼成一统,潜心研究与翻译。长期积淀之后,先生形成了强大的学思格局和恢宏的气象。正是植根于广袤的“世界历史”的深厚土壤和智识基础,先生才能厚积薄发,建树非凡。先生之学也,令人观止;先生之行也,更令人肃然起敬。

  先生于1986年回母校任教,开始作育英才;1991年离休后,仍在研究和写作,积极支持各项学术活动,继续贡献光和热。先生之为人为学,在校内外有口皆碑。一次,我与同学去访问退休多年的钱逊先生。钱先生家学渊源,谈起古代文史如数家珍。在访谈中,我们顺便请教了一些近代学术的问题。钱先生立即正色道:“这个问题我不太懂,你们不要来问我,去请教何先生就好!”言谈之中,流露出对何先生的格外敬重。2008年夏,我在畅春园面见许渊冲先生。许先生道:“《上学记》我看了,写得很好!代我向老同学问好!”也有一次,在蓝旗营访谒刘桂生先生时,刘先生语我:“何先生的成就是长期积累的结果,当年何先生在联大读书时,就已是小有名气的才子了!”——在那些年的聊天中,何先生亦曾偶尔提到过自己的学生时代,但从未语及自己当时取得的成绩,反而总是赞美许多同学的优异表现。

  何先生通晓英、法、德等外文。如此出色的语言功底,西方近几百年的学术大家几乎没有何先生不熟悉的。在这些大家中,先生最欣赏的是哪些人呢?对此,我从未问过。我猜想,先生最欣赏的或是帕斯卡那句“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”。——当然,先生还经常援引歌德所谓的“诗与真”,并道及“哲学家的天城”和卢梭的“自由”论。对欧洲诸国的历史、文化、哲学和思想,先生深有心得、极富洞见。在几次与我谈及西方思想史、哲学史时,先生一再强调,西方思想史上存在着几条不同的理路,而帕斯卡代表着其中重要的一脉。

  有次,我去看先生,先生告诉我说不久前受伤了。那天下床时,不小心就把脚崴了,“我顿时感觉不好,疼极了,疼极了!”——先生连说了两个“疼极了”,那种痛感宛然可见。先生接着说,我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,后来一看,果然是骨折了。随即,先生又很高兴地谈起了历史和哲学,谈起了西南联大。

  那次先生恢复得比较快,很快又可以正常活动了,唯从此再难轻松地下楼。自此,先生的绝大部分时间,都要在书房中度过了。

  “仁者寿”。先生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,亲历过战争、饥寒、离乱、困窘、诸多运动和长期辛苦的耕耘,在那漫长岁月中,艰难、困厄和挫折对任何国人而言,几乎都是必修课。关山千万重,前尘几度秋。然而,在这多少年的谈话中,先生几乎从未提及过个人的得失。谈起往昔的种种,先生总是风淡云轻,从容简素。也许,也正是这种心境,让先生历经如此漫长的艰难岁月和艰辛劳作后,仍有如此康健的身体。

  2019年5月底,我去看先生。先生见到我,极是欣喜,说:“你来了?”在聊天中,先生一再问我:“你知道我出来了是吗?”——我初时还不明所以,随后才知道,先生所谓“出来”是指出院。我这才知道,先生刚从医院回到家,原因还是骨折。但这次住院的时间比以前更长。先生回家了,但腿脚依然不便,活动起来已不如从前。那次先生兴致很高,与我谈到了叶企孙、吴有训和雷海宗等师长。

  由于种种原因,近两三年我去看先生的次数少了许多。去岁疫情以来,更是鲜少出门。然而,几次路过清华附小、经过那些楼群时,我总不免慢下脚步,留意着三楼的那一隅,是否开着窗,是否亮着灯。每次看到那里的灯光,总觉得有一种踏实的安心和暖意。

  我一直思谋着,盼着形势稍好,能再去看望先生,听先生聊天。就这样盼着,一直盼着。然而,从今往后,这样的机会,是再不会有了。